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包括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其中，大夏大学于1924年创办，扎根上海办学，校政日隆、校誉日起；光华大学于1925年创办于上海，由声援五卅运动、毅然脱离圣约翰大学的有志师生合力建成，延揽胡适、徐志摩、钱基博、吕思勉、廖世承、潘光旦等众多知名学者前来执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兴起。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两校均面临战火威胁，为保存教育文脉各自踏上艰难的迁徙与坚守之路。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建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并组团西迁，先迁江西庐山，后安顿于贵州贵阳；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决定校本部继续在上海坚持办学，同时在西南创办分校。
整个抗战期间，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始终坚持教育救国、学术抗战，在迁徙办学、抗日宣传、战地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留下了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现撷取几个片段，纪念那段烽火岁月的珍贵记忆。
恪守“三苦”传统，以实干投身救亡图存
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的师生们在烽火中坚守讲台、投身救亡，用行动诠释着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大夏师生有着教师苦教、员工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传统，师生教育救国，爱国护校。国学家、大夏国文系主任孙德谦教授是教师苦干之典范。在学术研究上，他与彼时的张尔田和王国维齐名，日本福田千代、德国颜复礼等多次登门请益。德国汉堡大学重金求购他的《太史公书义法》以教授学子。
面对国土沦丧，孙德谦教授甚感悲痛，在教学中更为精勤。大夏敬重他的才学，念其常患胃病，特地将上课教室从三楼改至二楼，课时从最初的12小时减至9小时。但孙教授从不因其病痛而缺课或迟到，乃“愈奋发，力竭嘶声，往往踣地不肯去”。1935年11月，孙德谦教授不幸在其沪寓病故，享年66岁。
1938年8月12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新校建筑工程破土典礼。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夏的吴亮平、雷经天、冯白驹、杜星垣、陈国柱、郭大力等众多学生或投笔从戎舍身杀敌，或以笔当枪，积极投身抗战救国工作。
在光华大学，知名学者钱基博通过演讲、上书、保护学生等行动，以文人风骨践行救国担当。1933年12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外文系任教的钱锺书突然敲门并告诉父亲钱基博，他的舍友被抓了。次日，钱基博方才得知，当夜上海各大学共200余人被捕，光华大学民众夜校主任和学生共14人亦在此列。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钱基博班上一名“耳微聋”的陆姓女生，仅仅因为性格内向害羞，也被当作政治犯抓了起来。一时间，为解救被捕人员，上海各大学校长纷纷奔走，但成效均有限，事态进入了僵局。
钱基博应校长张寿镛之请，连夜致信同乡吴稚晖，详述陆姓女生无辜情况，直言“政权抓得愈紧，人心离得越远”，提醒国民党警惕学生间猜忌提防的病态现象。此信经吴稚晖转交蒋介石后，促成“被捕学生由各大学取保释放”，化解校园危机。
钱基博为朝夕相伴的学生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也投以极大的期待。九一八事变后，他也将抗日救亡元素融入了教育。通过两则毕业寄语，或可窥知一二。1936年，钱基博在毕业季寄语学生“抛掉笔、闭紧嘴，张开眼睛看、竖起脊骨干”，倡导以实干投身救亡图存。1937年更强调“光华之义在发挥中华民族固有精神”，要求学子秉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从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创造现代化教育以图民族团结”。
他最早将“南京大屠杀”写进历史教科书
吕思勉是出身江苏常州书香门第的史学大家，曾在光华大学先后担任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光华大学的学生范泉在《回忆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一文中记载，抗战期间，吕思勉先生“决不向日本鬼子低头”。
吕思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不久后，上海沦为“孤岛”，常州相继失守。旅居孤岛的吕思勉先生，由于故乡常州的城门口站有日兵岗哨，出进必须脱帽鞠躬，他就坚决抵制，不再回去。他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就这样，他在常州的老家房屋因为没有人住，长期得不到修缮，终于由残漏、剥蚀而倾倒，木料和砖瓦被盗一空，他也毫不顾惜。到了1942年8月，进出常州城门的人可以不再弯腰鞠躬，只有那些戴帽子的，要向日兵岗哨脱帽致敬才可以过去。因此吕思勉干脆光着头，回到常州的老家，而且他还起誓：“不到抗战胜利，我决不再戴帽子，光头到底！”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光华大学复校，吕先生又从常州老家来到了上海。那年12月30日放寒假时，他买了一顶六合帽，第二天，他堂堂正正地戴上六合帽，趾高气扬地回到常州老家去过年。在日记《扬眉记》里，吕思勉高兴地说，这种六合帽，是明太祖平定胡元以后所制定，因此他“戴之昂然归故乡”！
1941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吕思勉在上海孤岛完成《吕著中国通史》，特意选择此日落款。在书末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他写道：“吾人当铭记国耻，奋发图强，以史为鉴，砥砺前行，方不负先烈之血泪，民族之期望。”同时，他还引用拜伦的诗句“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明志。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其深沉的爱国情怀与坚定的民族复兴信念。
吕思勉是最早将“南京大屠杀”写入历史教科书的学者之一。1946年，他在编纂出版的《初级中学适用 本国史补充读本》中，于第三节“‘七七’及‘八一三’之役”中提到：“上海之兵既撤，自此以西可守之地甚少，我政府乃决意迁都重庆，而于十二月十三日撤离南京。日兵入城，大肆杀掠。‘南京暴行’的结果，至今调查还未十分完竣，然其罪恶，则已彰彰于世人之耳目而不可掩了。”并在习题栏中设有“何谓南京暴行”一题。
1948年，吕思勉在编撰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叙述更为详细：“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军民被屠杀者约三十万人”，“敌军陷我首都以后，焚烧、奸淫、屠杀，无所不至。据首都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我军民被敌集体射杀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尸体经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是为南京大屠杀案”。这是“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首次明确出现在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中学教科书中。
为第三次迁校，五争迁建费
大夏大学自1937年12月迁至贵阳，度过了相对安宁、清贫却丰富的七年。1944年豫湘桂会战失败，日寇兵犯黔南，贵阳奉令疏散。时任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果敢下令大夏第三次迁校，转移至黔北赤水县。为何迁至赤水，盖出两大考量：一是赤水地处川黔边境，易避战祸；二是预判中国抗战在两年内结束，为大夏沿长江复员上海做战略准备。
大夏要迁校，头等大事是筹措迁建经费。作为私立大学，要得到教育部补助，甚为困难。但王伯群不折不挠，五次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争取下拨900万元的经费补助。
第一次是11月16日，王伯群星夜急电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请求拨款900万元国币用于学校疏建费，“俾便全部迁往黔北之仁怀县，以策安全”。在等待陈的批复期间，王伯群通过内部渠道获悉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校董将接任教育部长。11月23日上午，他直接致电还未正式履新的朱家骅，请求拨付同样数目的疏建费：“兹以时局日见紧迫，筑市积极疏散，敬祈体恤私立学校经费之艰困。”
是日下午，王伯群思筹再三，觉得电文写得不够妥当，有就事论事之嫌。于是，他决定再拟一函，饱含深情地跟朱倾述大夏之艰难历程，他写道：“渝都别后，时切依驰，北望蜀云，更深怅惘。顷悉吾兄重掌教育，无不欢庆。”“惟自西迁来黔以后，市面物价飞涨，经费时感拮据，校务之进行虽利，而经济之压迫实深。”在电函中，他汇报了贵阳其他大学疏散情状：“平越交通大学，日来已有一部分员生抵筑转渝。贵州大学师生相率离校者亦多。”在电函最后，他谦恭恳求道：“素仰吾兄曩日主持教育，无问公私，一视同仁，而敝校近年来备遭歧视，艰难万分。丁兹危局，已频竭蹶，务恳特予体恤，惠准所请，则不徒群如释重负，而千余莘莘学子实感戴靡涯矣！”
电文发了四天，眼见迁校已全面启动，仍不得教育部的复电，王伯群甚为焦急。黔桂前线的溃败，40万难民及军队、军车涌入贵州，一时贵阳物价飞涨、人心惶惶。11月27日，王伯群第四次致函朱家骅，并表示已安排大夏秘书长王裕凯前去晋谒。电函曰：本校“教员眷属，图书仪器，均已先行疏散”“素仰吾兄爱护本校，扶掖后进，务恳体恤本校经费之艰困，俯准拨给疏建费九百万元，俾二十年之大夏大学，不致一时中辍”。
12月2日，日军进至黔南地区，少数日军已进犯至独山，贵阳危急。大夏校园已开始驻扎国民党部队，见教育部拨款申请一直未见批复，王伯群愈加焦虑。12月4日，他第五次去电催促朱家骅，惠准拨给疏建费并赐交大夏秘书长王裕凯，他表示“顷悉钧座东日（12月1日）履新，合校欢庆，本校于冬日（12月2日）被迫驻兵，无法上课。全体员生，现正分途向赤水迁移”，“恳请惠准拨给疏建费九百万元，赐交王教授，俾便在赤复课，不胜感祷！”
由于教育部的900万元迁校经费仍难落实，12月7日，王伯群决定抱病赶往重庆，直接面洽朱家骅。12月13日，大夏终接教育部电文，悉知“前据电请拨发疏建费已为转呈行政院补助”。得此答复，重病中的王伯群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大夏在赤水扎根办学，得益于这笔迁建费的保障和支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党史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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