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推动税务总局将300多项税务执法风险监管规则嵌入税费征管信息系统，全程实时监控，阻断权力运行异动，对外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对内规范干部用权。图为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税务局党委纪检组干部运用全国税务系统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开展日常监督，对预警信息加强分析研判。 田利彪 摄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四次全会都对重点领域反腐、深化系统施治有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作出部署。
随着科技发展，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在正风肃纪反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透视镜”为重点领域的腐败治理注入新动能。如何通过大数据穿透业务行为，提升识别重点领域廉洁风险的精准度有效性？怎样织密“数字防护栏”，对可能诱发风险的问题提前防控？信息技术如何赋能以案促改促治？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纪检监察干部。
在海量数据中扫描筛选高价值线索，发现传统方式难以察觉的问题
“有两家供应商预留联系人为同一人。”今年7月，一个采购招投标环节的异常记录，触发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鞍钢纪检监察组部署建设的“清风预警系统”。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深入核查，发现上述两家供应商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杨某。
“杨某想通过预留不同电话号码，规避被发现围标的风险，但因预留的联系人姓名一致被系统捕捉。发现后，我们督促相关部门对其涉嫌围串标行为进行处置，依据有关规定，涉及的两家供应商被集团取消投标资格2年。”驻鞍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说。
采购是国有企业经营的核心环节之一，也是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重点领域。但由于相关业务量大、涉及人员多，很多采购行为背后的插手干预、利益输送等问题难以被有效发现查处。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的广泛运用，让监督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我们系统梳理日常监督办案等发现的异常业务行为，对其进行特征概括，并将这些典型特征转化成具体的、可量化的数据规则和算法模型，从海量数据中扫描筛选高价值线索。”驻鞍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说，结合线下核查，一些潜在的廉洁风险隐患被及时发现，一些隐蔽的利益输送等问题被循线挖出，有效阻断腐败问题滋生蔓延。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国有企业的采购、销售、财务等领域普遍具有“三高一大”的鲜明特点，即业务体量高，资金往来密集；外部关联方依赖度高，廉洁问题易发；决策自由裁量权相对高，存在寻租空间；与此同时，产生的数据量也比较大。
“借助信息化技术，将业务行为转化为数据信息，通过有效整合数据资源，相关模型算法实时监控大量物资的采购、销售等情况，可以客观、快速地锁定异常风险点，发现人力难以察觉的问题。”驻鞍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说。
线索筛选的精准，源自对业务“病灶”的深度剖析与数据规则的准确概括。据了解，驻鞍钢纪检监察组整合采购、销售、财务等9大核心系统数据，构建6大监督领域和30个分析模型。“比如，通过‘采购价格分析模型’，能自动比对同一物资在该单位、其他单位的价格差异，锁定异常；通过‘围串标分析模型’，能智能识别出投标单位之间的关联性与抱团嫌疑，更加精准有效地发现问题。”这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靶向定位廉洁风险，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实现动态预警
“小马拉大车”是采购业务领域一种典型的廉洁风险问题。在这种异常里，中标金额远超中标人注册资本中实缴资本，其背后可能隐藏着“资格条件量身定做”“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对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核集团纪检监察组组织力量，设计开发了专门的风险预警模型。
“在以往的一些项目招投标过程中，部分成立时间短、注册资金少的‘皮包’公司，通过内外勾结等手段中标远超实际能力的项目，带来风险隐患。我们在系统设定中标金额超额的相关规则，一旦预设的监控阈值被触发，系统将即时捕捉异常，自动识别偏离标准流程或管理规范的潜在风险点，第一时间发送廉洁风险预警。通过构筑‘不能腐’的防线，变事后补救为事中干预、事前预防。”驻中核集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说。
记者注意到，为了实现对重点领域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动态预警、主动防控，一些纪检监察机关在健全制度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技术手段，将相关领域的制度规定转化为数据规则、监控模型，进而嵌入业务系统，变成堵塞漏洞、防范风险的“数字防护栏”。
驻中核集团纪检监察组组织下属专业化公司、直属单位的纪检、采购、财务、信息化等专业力量组成工作组，对集团相关业务廉洁风险进行全面梳理，从真实案例中提炼共性问题、突出问题，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设计拦截类、预警类等数字监督模型81个。
在浙江省丽水市税务局，当该局工作人员在操作出口退税业务时，当地税务机关设置在税费征管信息系统中的预警提醒模块也在实时自动扫描。税务人员一旦为被稽查立案且正在检查中的企业办理出口退税业务，就会触发该预警，出现即时弹窗提醒，有效预防出口退税领域廉洁风险。
“我们推动税务总局将300多项税务执法风险监管规则嵌入税费征管信息系统，全程实时监控，阻断权力运行异动，对外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对内规范干部用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说，这些监管规则或者监督模型全天候运行，相当于为监督工作安装了“雷达”和“探头”，助力将问题遏制在“将发未发”或“程度较轻”时。
既要抓早，也要抓小。驻鞍钢纪检监察组将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运用到国企领域“微腐败”问题治理中，将监督视角逐步从领导干部拓展至关键岗位的一线业务人员。“这些具体经办人或关联人掌握大量小微权力，由于涉及的权力事项分散、流程环节繁杂，传统监督方式很难覆盖到‘最后一公里’。我们把诸如采购员的选择偏好、销售员的定价权限、验收员的准确录入等行权行为，都列为数据建模的重点，通过将‘数字铁笼’嵌入小微权力运行过程中，靶向防范廉洁风险。”驻鞍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技术赋能促整改整治常态长效，探索重点领域治理有效路径
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纪检监察机关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将查办案件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推动发展更加有机贯通起来，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通过构建“预警、核查、治理、优化”的工作机制，驻鞍钢纪检监察组从数据预警中挖掘深层问题、助力堵塞制度漏洞，并通过完善监督模型增强制度执行刚性。
“首先是‘模型推动治理’，从个案预警中提炼共性问题，当模型频繁在某一领域触发同类预警时，我们的关注点就从‘处理具体问题’转向‘修补制度篱笆’。”驻鞍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举例，该组通过“单一采购分析模型”发现某供应商与采购员之间有利益输送，多频次以“单一来源”方式承接某公司下属部门业务，这一情况不仅反映了采购员个人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该公司在采购计划、采购管理等方面存在制度模糊地带和监督盲区。
对此，驻鞍钢纪检监察组形成剖析材料，向相关单位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修订完善了采购制度规范，健全采购监管体系。
“另一方面是‘治理反哺模型’，实现循环互动、闭环优化。”驻鞍钢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说，健全完善后的新管理制度必然产生新的数据流，通过将这些新规则嵌入大数据监督平台，分析模型得到优化升级，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通过模型发现问题，推动管理制度完善；新制度转化为新的监督规则，监督模型不断优化。
为了实现“监督、整改、治理”良性循环，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联合总局党委对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开展监督的结果进行深度分析，就发现的系统性、行业性问题，有针对性补齐制度短板漏洞，通过构建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税收监管新机制，探索重点领域治理有效路径。
税务稽查是查处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税费征管秩序、促进依法缴纳税费的重要手段，是税收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结合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筛查出的问题线索和监督办案实践，针对暴露出的税务稽查选案过程不透明、检查中监督制约不到位、审理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我们联合总局党委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税务稽查管理监督和风险防控的若干措施》，督促稽查部门探索‘开放式’研判案源、‘靶向式’开展检查、‘集体式’实施审理、‘查访式’跟进执行等举措，强化对稽查权配置运行的监督制约。同时，推动稽查选案模式由‘人选’变‘机选’，大幅减少人为干预空间。”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说。
从“预警一类”到“规范一域”，多位受访干部表示，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能够帮助纪检监察机关精准定位体制机 制层面的“病灶”，从个性问题中发现共性风险，推动实现问题整改情况实时动态跟踪、精准科学评估，并将其转化成新的制度规范，不断提升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水平。
执纪悟语
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将监督规则嵌入业务流程，让原本深藏的问题暴露在数据阳光下，有效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不仅能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更为构建各类监督贯通协同的格局提供了科技支撑，从源头上推动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鞍钢纪检监察组 闫立兵）
大数据监督通过把从前分散在各职能部门、各信息系统间相对独立的“数据孤岛”串联起来，通过打通数据壁垒、拓宽数据来源、提升数据质量，进而全面复现公权力的运行轨迹，根据设定的监督模型筛选比对出异常数据，有效打破了时空界限和“熟人社会”限制，助力监督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转变，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建模+智能分析”转变，从“单打独斗”向“分兵把守+系统推进”转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 胡昊）
实现大数据监督的前提是建立坚实的数据基础，要抓好重点领域权力运行的关键流程、关键指标，推动相关业务管理信息化、业务流程可视化，业务数据可追溯，进而实现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和控制，将监督关口前移，达到抓早抓小的效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核集团纪检监察组 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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