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西之城，藏一平坝，上有黄桷，向隅而生。
距离重庆市区20公里的九龙坡黄桷坪,浩浩长江迤逦其旁，蜿蜒公路穿梭其间，田畴如画，环境清幽，今天看来，也还是一个安静的读书场所。1942年的交通大学渝校，便坐落于此。
国难殷忧，风雨如晦。在民族危亡之秋，得交大校友积极奔走，先设分校于重庆小龙坎，后升格为总校，并迁址九龙坡。
金瓯破碎，上海租界临时校舍里已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从沪至渝，义无反顾，辗转千里求学路；抗日烽烟，战火纷飞，在渝6年，英才辈出。
一群交大师生，坚毅朴实，公忠爱国，凭着坚忍不拔、共赴国难之意志，抗战必胜之信念，高唱着校歌“实学培国本，民族得中兴，宇土茫茫，山高水长，为世界之光，为世界之光”。
举步维艰，向西南
1942年，杨大雄22岁。两年前，他以机械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靠着不懈的拼搏和执着的追求，学习上一直成绩优异。然而，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上海，迁址法租界的交大校舍岌岌可危。在父亲的支持下，杨大雄和一批同学一起，“3月底离开上海，经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8省，费时5个多月，在8月18日安抵重庆”，在交大渝校继续学业。
九龙坡校舍，今犹存教室一栋。（资料图）
在路上的，还有土木系教授康时清。汪伪接管上海的交大后，康教授不愿接受聘书，毅然退出从教十余年的母校。他变卖住房自筹了一笔路费，不顾自己体弱有病，携带全家老小，经过半年胆战心惊的水陆兼程，到达九龙坡总校任教。
内迁之路，举步维艰。1943届交大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国志曾作诗一首，描述了当年他奔赴重庆途中的一段艰难行程——“崎岖七日似登天，几件骷髅倚道边。小店鸡鸣凉共被，酒家虎咽饱加鞭。南来北往多商贾，东运西输半帛烟。堪笑书生身瘦弱，行囊尤得假人肩。”
八十多年前，近100名师生背井离乡，突破日伪封锁线，千里流亡，历尽艰险，是何种信念在支撑？无他，他们的内心，怀着对科学与真理的追求、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对祖国未来的希望。
读书，为救国
“一旦抗战告终，交通建设，必居首要，本校使命将更重大，责任将更艰巨”……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热血书生争分夺秒地学习，他们的专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着想。
“如果办起一个航空系来，有没有困难？”简陋的泥屋里，两位学者开启了一场对话。提问的正是当时的掌校者吴保丰，坐在他边上的则是航空工程博士曹鹤荪。原来，交大渝校当时在培养陆上交通技术人才之外，开始考虑培养海空方面的技术人才。
“困难当然有，但教师是最主要的。请教师的事情，我可以负责。”曹鹤荪说。
很快，留学意大利获得航空博士学位的季文美、许玉赞两位交大校友，退出航空部门，返回母校。马明德、杨彭基等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知识和前沿动态的优秀师资，也聚集而来。
艰难困苦中，航空工程系诞生。接下来，土木工程系、电信研究所、造船工程系、工业管理系……在张钟俊、辛一心等教师的努力下，这些系科如雨后春笋般在渝校萌芽，成长，壮大。到抗战胜利为止，9个学系，3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囊括“陆海空”在内的交通大学，创造了大后方高等工程教育的奇迹。
交大对学业的严要求，素来是出了名的。国泰民安时如此，风霜雨雪时亦如此。
渝校学生在测试汽车运输配件厂生产的卡车弹簧 载李约瑟 李大斐编《中国科学》（1945年）
一考生回忆当时的报考场景时说：“学校单独招生，考生约四五千名，几乎全是各中学的优秀学生，擅长数理化，成绩一般的学生望而却步，不敢问津。”
交大渝校图书阅览室 （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摄）
还有考生记得，交大的物理课和实验，比其他大学和工科院校多，外文基础课程彼时都使用原版教材，工程类系科的三、四年级还开设德文课作为第二外语的必修课。此外，考试也分为学期考试、临时考试、补考、甄别考试、会考等五种，考试题量多、难度大，得八九十分者，非刻苦努力远不能及。当时安徽当地有一条规定：凡得80分以上的安徽籍在校大学生，可按学期发给奖学金。交大皖籍学生一听就急了，推派代表去安徽的教育部门请愿。官员们听了代表们的陈诉，也觉得把交大的分数和其他学校的分数同样看待确实有失公道。经研究特准交大皖籍学生，凡平均分数在65分以上者，也发给奖学金。
在艰难的条件下治学，且始终保持对极致的追求，交大师生在偏僻的九龙坡小镇不停地向前行进，不断攀爬科学的高峰。步履不停的他们，也成了一处绝美的风光。从这1700多名学生、280余名教职员中，走出了“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的设计者许学彦、我国自动化工程奠基人张钟俊、“中国通信元勋”张煦等21位院士。
青云志，不坠
“渝校创始万分简陋”。
学校的教室是竹篾、糊泥为墙的简易房屋，用土坯垒起来或用木料钉成简单木架，搭上木板，便成了桌凳，夏热冬寒，难蔽风雨。1944年秋，学校为入学新生特别扎了三个大席棚做教室，两个系新生共一个席棚合班上课，教室里可以听到邻近席棚里老师讲课的声音。
1941年，杨嘉墀（后排左三）与同届电机系同学合影，杨嘉墀为1941届交大电机系毕业生，后为“两弹一星”元勋。（资料图）
篱笆墙抹白灰的七幢兵营式宿舍，是学生们的住所。新生宿舍是几十人一大间，双人床摆得很密，中间过道只能容一人通过。高年级学生才可以住到有间隔的像小房间的宿舍里去。床铺是分上、下铺的双层床，躺在上铺，可以从瓦缝里看到外面的天空。全校学生在一个大食堂用餐，八个人一方桌，没有凳子，都站着吃饭。可谓“饥肠辘辘野蔬香，日进三餐立桌旁”。平日伙食为“两干一稀”，难见荤腥，菜里也看不见油星儿。
教师们的生活同样清苦。在小龙坎时，教授只有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室内有一桌、一椅、一凳、一竹架和一中人床便很拥挤了。张钟俊的房间窗户朝西，正好对着相距仅两米的大厨房，以至于室内光线很暗，厨房里的油烟味一天三次飘入室内。他风趣地说：“我是最先享受到饭菜的香味，太幸福了。”
生活有多艰苦，就要有多乐观。
一日，一宿舍的竹条泥巴墙中突然钻出一人头来，原来，隔壁学生玩耍中一头撞破了陋壁，于是乎，脑袋穿墙而入。学生们哄笑着将校内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汇总，谑曰：此乃久吃八宝饭、日焚紫烟烛、修道成仙而练就的“遁墙术”。
因陋就简从来都不只是因为生活，而是来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力量。
书，是代代相传的，上届学生用过的，留给下届；笔记本，是一面翻过来，再用一次。没有专门的书桌，学生们各出心裁，有人找块画图板挂在床端，垫以衣被做书桌，然后深叹“今天行之觉甚适意，因而看书亦觉定心”；有睡上铺者，用绳索吊木板悬挂在屋梁下当作书桌，两腿下垂，高坐铺上，伏板自习，偶一欠身就摇摇摆摆，好像演杂技一样。
国难期间，物资奇缺，但一盏盏桐油灯要多少给多少。这是学校节俭各种费用省下来的，发给愿开夜车的学生，只要努力学习就好。
远处的山坡上，透出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浓重的黑暗里，格外微茫。临江靠岸,倚窗凭栏，手中一盏桐油灯，照亮了勤奋学习的面庞，同样也照亮了振兴中华的希望！
弦歌声，不绝
1945年，抗战胜利。交大渝校师生开始复员。至1946年8月底，交大2000多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分六批陆续回到上海。虽隔千里,一江连心。重庆成了遥远的想念。
交大出于爱国热忱，共有近三百人携笔从军，奔赴疆场杀敌。图为1945年2月从军学生人数表。（资料图）
然而，没有复员的，除了九龙坡山路上驻足凝望的一排排校舍，一口枯井，还有一个投笔从戎的交大学生。
国立交通大学部分从军学生合影。前排左起董金沂、杨大雄、罗祖道、严棣；后排左起俞鲁达、施增玮、朱城、李呈英、夏邦瑞、程学俭。其中杨大雄1945年6月在柳州前线壮烈牺牲，为国捐躯。
1943年起，政府招募大批军事翻译人员，大批交大青年为雪国耻、踊跃应征，大四年级的杨大雄，位列其中。“吾人立身处世，不在于处境之顺逆，而在于立志……古今伟人伟事，君子荆棘丛中历尽艰辛、奋斗而来。”杨大雄这样说。
1943年11月，杨大雄从军抗日，在国军第79军担任美军翻译官，先后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多次战斗。1945年，独山战役，我军获胜，大雄给家中寄一封家书，信中写道：“美好的日子不远了，花（华）先生快要回来了。”
这成为他的最后一封家书。6月21日，杨大雄在柳州前线与日军遭遇，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八十年过去，杨大雄烈士纪念碑矗立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铮铮碑文，铿锵有力：“君志拿青云，君节挺劲竹。君骨虽已灰，君气立山岳。”
【“数”说历史】交通大学在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
* 截至目前史料统计，在投入抗日战争的师生校友中有9位革命烈士：邹韬奋、费巩、杨大雄、夏采曦、黄君珏、徐新六、胡敬侃、钱昌淦、沈星五* 虽然抗战期间办学条件艰苦，但在交通大学任教过的教师中和培养的毕业生中诞生的两院院士：36位
* 1944年至1945年从军投入一线抗战的学生人数：300多位* 抗战期间培养的校友中，诞生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3位：吴文俊、徐光宪、黄旭华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馆员，中心副主任、校史博物馆馆长）
天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