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漫卷八秩春秋，山河铭刻赤子丹心。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守护着文明的薪火，坚持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其中，交通大学内迁重庆九龙坡的这段经历在学校的新生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
“当时，师生们唱着‘实学培国本，民族得中兴，宇土茫茫，山高水长，为世界之光’的校歌前往重庆，一边办学一边抗日，在这期间，不仅有很多交大进步学生与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还有众多交大学生奔赴延安。师生中诞生了许多对后来新中国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副主任、校史博物馆馆长欧七斤日前就这段校史，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虽然这段历史时间并不长，但近年在整理这段历史时，总不断有新的发现。
记者：抗战时期交通大学在九龙坡办学时，校史如是记载：生活有多艰苦，就要有多乐观。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持着师生们“多乐观办学”？
欧七斤：历经千里跋涉内迁至重庆九龙坡办学的交大师生，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多难兴邦、愈挫愈勇”的坚韧，在困苦中坚守教育报国的理想信念。彼时校舍简陋，多为竹棚土墙，雨天漏雨、冬夜寒风刺骨，粮食短缺，生活困苦。但他们怀着“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与“工业救国”的理想信念，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化为苦中作乐的乐观——竹棚里的笑声、油灯下的钻研、山坡上的讨论，这正是被当时交大人誉为“坚毅朴实，公忠爱国”的交大精神，也是全体中华儿女抗战精神的生动缩影。
九龙坡校园内朝气蓬勃的交大学生。（资料图片）
记者：当时交通大学在重庆办学时创办了航空系、土木工程系等工程类学科，这也奠定了交通大学最主要的多学科特点。这些学科的确定是基于什么考虑？又是如何聚集众多优秀的教授们来到重庆参与办学？
欧七斤：交大历来以理工科见长，尤其是与交通工业密切相关的工程学科，实力最为强大，被誉为“工科王牌”。迁校重庆九龙坡后，学校新设的专业都与国家未来发展相关。
1940年交大开始在重庆小龙坎建分校时，教育部明确交大先开办最具优势的电机、机械两个工程学系。为了满足抗战时期军事技术、工业经济等需求，学校新设航空系，随后又设置了造船系及电信研究所，就是服务抗战所需的航空、舰船、电信等军事技术，吸引了黄旭华、庄逢甘、许学彦等一大批有志于献身国防的青年才俊来报考。
渝校学生在金工车间实习（李约瑟、李大斐编：《中国科学》）
同时，抗战期间大后方川、滇、黔、桂、湘及西北等省和地区的公路、铁路、航空、电信等交通实业亟待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交大电机、机械、造船、土木、工管系等专业应时而生。
从1940年10月至1945年10月，五年时间里，交大师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在大西南后方的九龙坡上重建、壮大了交通大学。这一时期，学校名师云集、人才济济，这主要得益于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汇聚了一大批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政府技术部门的技术专家、大学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等，交大内迁入渝后，茅以升、陈章、曹鹤荪、张钟俊、辛一心等工程名家纷纷受聘来校任教或兼职，其中大都是交大校友，这为保持交大办学宗旨和教学传统提供了师资保证。
记者：在抗战时期，除了西迁九龙坡办学，抗战这段历史还给交通大学带来什么变化？
欧七斤：抗战期间，交大进步学生与地下党组织再次建立联系，开始投入火红的战斗岁月。同时，也有众多交大学生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
上海交大校园内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受访方供图）
1936年春，交大武卫会成员许锡缵、徐昌裕经上海大学生救国联合会介绍，参加上海学生救亡运动座谈会，并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成为忘年交。在史沫特莱的介绍下，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化装为“包打听”，携带史沫特莱的介绍信来到交大宿舍，找到许锡缵、徐昌裕。当年7月，许锡缵毕业分配到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在那里，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活跃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在秘密战线上为党的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徐昌裕则于1938年奔赴心仪已久的红色革命中心延安，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读书会成员和其他爱国青年学生如罗沛霖、钱保功、孙俊人、周建南、孙以德、孙友余等，或在党的外围组织武卫会的影响下，或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纷纷奔赴延安。
1943年，交大渝校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图为吴保丰（前排左五）等与毕业生在九龙坡校园文治堂前合影。（资料图片）
内迁重庆的交大开始招收重庆周边及西南地区的生源，改变了交大一贯的生源结构。此前，交大尽管全国招生，实际生源是以苏浙为主，极少有西南地区的学生。比如，1936年交通大学入学新生217人的籍贯，江苏、浙江161名，西南地区仅四川5名，云南、贵州均无。交大渝校明显在西南地区招生猛增。仅1944年入学，至1948年毕业生中的四川籍（含重庆）就有63人之多。
记者：抗战时期交大在九龙坡办学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学校的第一次西迁？交通大学的这一次重庆九龙坡办学给学校留下了什么样的财富？
欧七斤：抗战时期交大内迁重庆可视为学校第一次“西迁”，或者历史上更准确地称为“内迁”。这次内迁尽管是因为外敌入侵、被迫迁徙，但在战火中守护了办学火种，师生以“教育救国”为信念，在竹棚校舍里坚持授课、钻研学术，既延续了严谨治学传统，更淬炼出“危难中坚守、困厄中奋进”的精神底色，为学校注入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基因。1950年代交大西迁西安，正是这种积极响应国家需求的精神延续——从救亡图存到建设西部。不过，这一次是交大师生服务国家战略主动西迁，锤炼形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这份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愈发珍贵：它激励交大人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科研攻关、人才培养中传承爱国底色与奋斗精神，成为高校服务民族复兴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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